力群，1912年生于山西灵石县郝家村，在赴延安之前，他已经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中的一员骁将。他也是与鲁迅有过通信来往的幸运者，当他听到鲁迅去世的第一时间，立即奔赴现场，含泪为鲁迅遗容画了4幅速写肖像。
1940年1月初，力群与新婚的妻子一起从阎锡山统治区来到延安，结束了他多年奔波流浪的生活，时年28岁。
力群对黄土地一往情深，对山丹丹花、“信天游”有着天然的情结。当他踏上陕甘宁边区的土地，便有一种久盼回家的兴奋和喜悦。到了延安后，力群被分配到“鲁艺”美术系当教员，住进了东山的土窑洞。
在桥儿沟，力群对一座西班牙传教士修建的天主教堂发生了兴趣，这座教堂成为“鲁艺”音乐系、文学系、戏剧系的教室。力群在这所教堂里聆听过毛主席关于从“小鲁艺”到“大鲁艺”的报告。听过周扬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并在这个教堂里欣赏过歌剧《白毛女》的彩排，为此他刻过一幅《鲁艺校景》的木刻作品。
1942年5月，党中央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力群被邀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有幸与毛主席握手，一起在杨家岭食堂共进午餐，并幸运地坐在第一排与毛主席合影留念。《讲话》中提到艺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以及关于“普及与提高”关系的论述，一直成为他艺术实践的指南。力群通过学习《讲话》进一步加强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自觉性，坚定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不断纠正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不正之风，从“小鲁艺”走进了人民火热生活与斗争的“大鲁艺”。他重新审视了在《讲话》之前创作的作品，决心从苏联木刻的阴影中走出来，决心抛弃“带着脚镣跳舞”的束缚。
1944年后，“鲁艺”戏曲系和音乐系掀起了新秧歌和新歌剧的创作热潮，美术系不甘落后，也掀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年画创作热潮。力群创作了新年画《丰衣足食图》后又刻成了套色木刻。从过去的《饮》《伐木》《听报告》等初期的木刻到后来的新年画《丰衣足食》和《帮助群众修理纺车》《小姑贤》木刻插图，力群实现了艺术上的转型，从此奠定了他在新兴木刻“延安学派”的重要地位。《小姑贤》这套插图木刻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力群为此欢欣鼓舞，他感慨地写道：“1933年‘木铃木刻研究会’成立时就呼吁我们的版画艺术要为劳苦大众服务，但从来没有看到劳苦大众真正欣赏过我们的艺术，这算是第一次，我怎么能不为之高兴呢。”
力群是一个开朗、率真、极富浪漫情怀的性情中人，兴趣也十分广泛。他初到延安就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野姑娘的故事》，发表在周扬主编的《文艺战线》上。他在延安生活了6年，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十分眷念延安的窑洞，热爱桥儿沟旁那清澈的泉水，还有早春盛开的山丹丹花、蒲公英……
他在延河边上大声朗诵友人的诗句：“啊！延河，我的母亲……”他在延河边上学会了游泳，对于跳舞，他最初与那些老八路一样，有一种抵触情绪，后来看到毛主席、周副主席也在跳，便渐渐由“靠边站”到“试试看”，终于学会了华尔兹、狐步舞，并将这一兴趣爱好一直持续到古稀之年。
我与力群的长子郝明是儿时的画友，有幸亲眼目睹力群赤膊挥汗带着儿女拓印木刻的情景。当时力群任《美术》杂志负责人，苦于编辑事务工作，我记得他曾说过：“我再忙，也要搞创作，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大礼堂聆听过力群为全院师生讲的学术大课，他讲着一口地道的山西口音，音调质朴，抑扬顿挫，讲得兴奋时手舞足蹈、开怀大笑。虽然讲课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他的那个经典比喻手势至今令我难忘：他用双手在胸前交叉合拢，然后面向前方伸出，大声说：“这就是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他把语言与肢体巧妙结合，生动地表达了艺术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可以说，力群是演讲的天才，他保持着从黄土地走出来的艺术本色，泼辣而纯真。
上世纪90年代，他对版画创作脱离人民生活的现象十分忧虑，他在给李桦的信中直言：“……印象颇不好，尤其是应得奖的作品没有得奖，而不应得奖的作品反倒得了奖，不知评委在提倡什么？就整体而言，我觉得不如第十届全国版画展，真正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越来越少了。”对于一个九旬高龄的人来说，往往对人世间的一切都看得十分淡然，而力群却表现出少有的率真和认真，在原则问题上他从不保持沉默。
在他百年诞辰的生日庆典上，力群仍用他那浓重的山西口音，底气十足的大声疾呼：“艺术要为人民服务！生活是艺术唯一源泉！”他那爱憎分明的情怀和无所畏惧的勇气永不泯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