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孔长安
学术主持：朱青生、张雨方
开幕时间：2017年4月29日 下午6—8点
展览地点：今日美术馆1号馆3、4层
展览前言：
文/孔长安
美国艺术史学者科恩夫人(Joan Lebold Cohen)是中国艺术界的一位老朋友。1979－1981年间，她走遍中国，亲访了大量老中青三代艺术家，是最早向世界推介改革开放后中国新艺术的 推广人和策展人。“她是我们全体人第一个认识的美国人……，她跟我们一起，几乎是在第一 时间见证了中国文革后中国（艺术界）所有最重要的事情（—陈丹青）”；“她是从艺术方面 深入艺术家、拍照片、报导艺术家创作情况的第一人（—王克平）”。
科恩夫人50年代初毕业于麻省史密斯女子学院，60年代入柏克利大学研读亚洲艺术史。70年代初，由于丈夫的工作原因，科恩夫人多次往返中、美、港，甚至常住北京和香港。她热爱亚洲和中国的文化，出版了大量与亚洲和中国文史有关的著作。科恩夫人勤于写作，除了在报刊上发表的关于中国现代艺术的文章之外，出版著作《佛祖》(Buddha, 1969)、《吴哥 窟—万神纪念碑》(Angkor, Monuments of The God-Kings, 1975) 、《今日中国及其古代瑰宝 》(China Today and Her Ancient Treasures, 1974, 柯恩夫妇联合执笔，在美国再版三次)、《描绘中国梦》 (Painting The Chinese Dream, 1982)、《中国的新绘画，1949－1986 》 (The New Chinese Painting 1949-1986, 1987)、《云南画派》 (Yunnan School, A Renaissance in Chinese Painting, 1988) 等。科恩夫人还是一位不畏辛苦、富有激情的摄影师。她的艺术摄影作品主题广泛，不乏东方静谧的风格；她的大量的纪实摄影为《今日中国及其古代瑰宝》和《中国的新绘画》提供了主要的插图。
1979年初，中美刚刚建交。柯恩先生应邀出任北京市政府法律顾问，柯恩夫妇再度来到中国，下榻北京饭店。北京是科恩夫人只身闯荡中国艺术江湖旅程的起点。北京饭店与当年在王府井腹地的中央美院仅一站路。在美院的美国留学生方家模(Maria B. Fang)的引荐下，科恩夫人走进了中央美院的校舍和宿舍，结识了许多学生和教员，又从此接触到社会上的“业美”（业余美术）艺术家。之后，美院领导甚至同意科恩夫人在美院开办幻灯讲座，介绍西方当代艺术。科恩夫人先后在中央美院的大礼堂和其他的教学空间同时用两台幻灯机举办过三次介绍西方艺术和美国当代艺术的讲座，讲座的美国留学生方家模翻译是当时工作室在雕塑的雕塑家吴介琴。科恩夫人在中央美院的讲座非常轰动，消息不胫而走。之后她应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张仃的邀请，在该校办幻灯讲座。此后，科恩夫人竟陆续在中国主要的美术院校和艺术团体都举办了幻灯讲座，例如：上海油雕院、上海戏剧学院、浙江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西安美协、湖北美术学院等。1979－1981年间，在方家模、孙景波、汤沐黎、袁运生、吴尔鹿等新朋友的引荐下，她在短短的几年中内走访了各地艺术学院和单位，结识和采访了各地重要的艺术家，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北京、上海等地，汤沐黎、方家模、杜伯贞、安雅兰等都做过她的语言翻译。她永远照相机随身，笔记本在手，总能不失时机地拍下所有的采访人物及其作品，总能随手记下现场的信息。她手中拥有大量的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初期的文献资料和图片。
科恩夫人亲自采访了许多各地各画种老中青艺术家，如：刘海粟、唐云、程十发、宋文治、 亚明、李可染、李桦、傅抱石、石鲁、华君武、李可染、吴冠中、吴作人、萧淑芳、黄永玉、张仃、朱屺瞻、胡絜青、靳尚谊、叶浅予、石鲁、何海霞、朱乃正、袁运甫、袁运生、罗尔纯、孔柏基、汤沐黎、韩辛、仇德树、肖惠祥、吴小昌、陈逸飞、陈丹青、王克平、姚钟华、亚明、黄锐、毛栗子、严力、薄云、陈家泠、蒋铁峰、刘秉江、周菱、权正环、李化吉、孔长安、聂鸥、邵飞、李小山、叶毓山、张宏图、张红年、 孙景波、孙为民、王怀庆，等等。她追随中国当代艺术的脉络，走遍大半个中国：新疆，海南、西安、广州、泉州、 以及华东、华北、西北等城市。每到一处， 她都要走访当地的艺术家，拍照、采访、纪录她的所见。在79－81这段时间里，科恩夫人多次在美国《艺术新闻》杂志和《华尔街报》的亚洲版面上报导发生在中国的艺术活动和事件(略举一二：Art In China Today, Art News, Summer, 1980; Drawing a Harder Line, Art News, 9/1981; Peking Airport’s Controversial New Murals, Wall Street Journal, Aug 29, 1980; Chinese Art: Flowering in a Springtime Chill,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27, 1981)。这段时间正是华国锋时代即将结束的过渡时期，科恩夫人在外刊上对“星星画会”和 机场壁画风波的报导（以及其他外刊记者的 同类报道）让外界看到了改革开放之初艺术 向社会提出的挑战；同时，这些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处境危机的艺术家和群体。经过几年的实地考察和准备，她终于在1987年 在纽约出版了《中国的新绘画，1949-1986》一书，向世界的读者介绍了当代中国的绘画和风格的变迁。这本书是英语世界见到的第一本止于80年代中期的文献巨大的中国当代艺术的专著。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信息的传播缓慢、传媒的条件有限。科恩夫人除了亲临各地搜集资料，她同时也在各地传播她在其他地方采集到的艺术信息。她在各地多次举办过幻灯讲座，介绍美国的当代艺术。很多中国艺术家竟是在她的讲座上第一次见到美国的抽像表现主义和波普艺术。1981年我在西安以翻译的身份陪同科恩夫人数日。科恩夫人在西安美协安排的正式活动之余，为西安年轻艺术家用幻灯演示了刚刚在北京发生的星星画会和油画研究会的作品。给我印象很深的钟鸣的《萨特》和冯国东的《自画像》就是在她的幻灯讲座上看到的。1991年，郑胜天先生在美国圣地亚哥大学举办中国艺术研讨会与工作坊，与会者多为久居美国的中国艺术家，包括徐冰，陈丹青，韩辛等十几人。当柯恩夫人得知这个活动时，她立刻从中国赶来，为大家展示了她刚从中国拍到的艺术作品的幻灯片。再次回中国时，她又将在工作坊的所见带给了北京的艺术圈。几十年后，她总结自己的所为，倍感自己是一个在信息时代前夕的文化信使。
80年代初，科恩夫人回到波士顿。写作的同时，她尽己所能，努力向美国社会界推广中国的当代艺术。1982年，科恩夫人首先在麻州母校史密斯学院艺术馆举办了“描绘中国梦 (Painting The Chinese Dream)”艺术展。参展艺术家为老中青三代人；宋文治、亚明、黄永玉、孔柏基、袁运甫、袁运生、刘秉江、吴毅、范增、陈家泠、陈逸飞、李山、仇德树、徐建国、刘天炜、汤沐黎、陈丹青、韩辛、王克平、等。同年，波士顿市政府邀请“描绘中国梦”莅临波士顿；笠年，此展又巡回到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描绘中国梦”可以说是中国新艺术在海外的开山之展，也反映了当时中国艺术最前卫的态状。但是，那毕竟是中美建交后的第五个年头，美国不了解中国，中国的艺术界也不了解世界。展览虽然相当规模，但是响应者寥寥。在此同时，科恩夫人另外筹备的两个更有规模的中国当代艺术展的策划案先后被二十个博物馆和美术馆婉言回绝：“第三世界的艺术，我们没兴趣！”一直到了九十年代前后，情况才有所改善。首先是法国、德国、 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展示和收藏了中国当代的艺术品，美国的艺术界才逐渐接受了中国的当代艺术。2009年，安雅兰博士再度在史密斯学院美术馆策划“后毛时代的中国当代艺术梦”，展她对科恩夫人长期不懈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贡献高度评价，并细数了科恩夫人 数年来捐赠史密斯美术馆的几十件中国艺术的收藏，以及数年来她曾密切关注的艺术家的作品（陈海燕、陈家泠、程十发、谷文达、孔柏基、刘海粟、潘星磊、仇德树、宋文治、苏新平、孙景波、汤沐黎、唐云、吴 山专、吴毅、刑丹文、徐冰、徐坦、亚明、杨刚、杨燕屏、叶浅予、袁运生、张宏图、朱脩立，等）。
1987年，科恩夫人的专著《中国的新绘画，1949－1986》终于问世。这本书逐渐改变了人们对中国艺术的看法。这本书涉及的是“无信息时代”的中国的新艺术及其社会。在这个个盲人摸象的时代，由于基本没有世界的信息和信息互动，没有艺术的自立和市场机制，中国艺术家凭猜测、误读和想像来定位艺术和定位自己。很多艺术家惯用了艺术服务于文学和政治的象征套路表现国家和命运等沉重题材。文革中由苏派确立的政治绘画传统就不用说了，文革后，陈逸飞的《踱步》仍旧沿续了同样绘画的功能，后来的85美术中还是不乏这样使命在身的象征主义。在文革结束之前，中国的艺术身份不明，忍气吞声地在政治斗争的间歇残存。稍不留神，反动高帽就能置一个艺术家于死地，或者置某种绘画的样式于死地。别说从法国带来自由艺术香火的刘海粟、林风眠、方干民、庞薰琹等，就连延安出身的艺术家江丰、石鲁、刘迅等也都厄运难逃。长期以来，文艺被视为危墙险地。1979－1981年政局的微妙导致了政治化生活的一度松懈，文化艺术界又开始蠢动，好像感到多年不遇的惊蛰之季。79年，自由艺术的续香人相继在上海和北京举办“十二人画展”和“新春风景静物画展”，斗胆再现“ 小资情调”的景物风景。但是最终将这种延绵的潜流破土带到地上的还是“星星画会”那场在30年国庆节当天在长安街上的游行。星星成员举起“要艺术自由”的口号，从西单民主墙一路抗议到台基厂的北京市委，追随者过百千。那种为艺术自由争权的勇气至今令人敬佩：敢在皇城根下、国庆节当天为艺术自由之事揭竿游行。那挑头的诸位主谋，侥幸平安无事，但其举措为艺术自由争得立足，影响广泛。可以说，若没有星星画会当年为艺术自由的抗争，中国当代艺术的开端更不知于何时始。因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开端绝非从外界引入新的风格和形式之时，而是获得创作自由创作之时。科恩夫人与自由的星星画会成员结识甚广，看重这些年轻艺术家的勇气和活力。是年，几乎同时，袁运生的自由表达直捣禁区：他在当时第一个大型公共壁画上掩人耳目擅改画稿，公然画出了一正一侧的两位全裸的少女。此时的科恩夫人经常去机场的壁画工作现场拍照，也在《华尔街报》上专文报道。袁运生画的裸体被海外记者们做了文章而变成政治的风向标，外界要通过几片遮盖这块儿壁画的帘布的开合而理解中国政治的松紧；而美术界内更有人要借此把柄排斥异己另树权威。袁运生的处境令同行担忧，但也因此名噪四海，第二年受到美国政府的邀请，旅美交流。后来问他禁区玩火不怕二次右派上身，他坦然：“不怕，总得有人第一个去做嘛”，他指在中国艺术创作中的不应该禁止裸体，“……否则就太可笑了”。科恩夫人爱惜袁先生的勇气，更爱惜他艺术中孤傲张扬的“士”之气和向往自由表达。科恩夫人为纪录机场壁画的史料，多次去壁画现场拍照。她亲历现场的纪实摄影的习惯使得她的文字和图像的史料具有“第一手意义的可信度和稀缺性（— 朱青生）。”
2015年9月，我为从科恩夫人手中索取一些1981年“西安第一届现代艺术展”的图片去纽约拜访了科恩夫人。1981年初春，科恩夫人赴西安访问陕西美协和西安美院。我受友人之托做了科恩夫人的翻译。当时我们正在筹备“首届西安现代艺术展”。科恩夫人闻之则喜，主动拍照了我们预展中的主要作品的资料，而我们自己却因为种种原因忽视了保留作品的印象。34年之后的2015年9月，我在科恩夫人纽约家中再次见到她，她仍象当年一样，热情和健谈，慷慨答应我任意扫描她当年在西安拍摄的反转片。在她的工作室里，我惊见架上的百余个存放幻灯片的档案盒，每盒可纳600张，满满当当，总量六万张左右，仅关于中国艺术和艺术家的幻灯片竟有三十多盒！惊讶之余，我把所见和朱青生等朋友分享之后，就出现了策划这个展览的理由。适逢杜伯贞女士正在纽约，此想法与她也是一拍即合，当即定下展览的主题： 中国当代艺术最早见证 － 科恩夫人的图片档案 (Joan Lebold Cohen’s Moments in China)。今天我们得以看到科恩夫人的图片档案，还要归功于亚洲艺术文献库。去年，亚洲艺术文献库纽约分部花了近半年时间将精选出的三十多盒约一万六千张幻灯片分类并扫描。经过仔细挑选，我们从中选出具有代表的百余幅照片，呈现在此。希望通过这些科恩夫人亲自经历的时刻，再见当年中国艺术及其之环境的瞬间。也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表达我们对这位热爱中国艺术和关心中国艺术发展的老朋友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