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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画家郑爽:我的版画只尊崇自己的感受

        作者:赵大伟2014-04-26 10:33: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1/2)版画家郑爽

            (2/2)《后院》,1999年,80×75cm,水印木刻

            中国美术家网--让艺术体现价值

             郑爽 版画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师承李桦、古元、黄永玉等名家,擅长水印木刻,画风抒情淡雅,富装饰趣味,作品曾多次参展并获奖,被多家国内外美术馆收藏,代表作有《黑牡丹白牡丹》、《绣球花》、《红椅垫》、《后院》等。


            早于洞穴时代,人类即已与艺术结缘,通过艺术来表达我们的生活,表达我们内心的情感。在我们回望中国古代艺术家创造的灿烂艺术的同时,也应看到,现当代艺术家也创造出了许多能震撼我们心灵的作品。在这些艺术家和艺术创作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20 14年“大家访谈”新开辟的“谈艺录”系列将把我们的视线投向艺术领域,包括传统书画、当代艺术、收藏、艺术史等领域,以深度访谈的形式回溯艺术名家的成长、成名、创作往事,兼及他们的艺术传统、艺术观的表达以及艺术上面临的困惑等。希望通过这一个系列,部分地展现艺术家们的艺术之路,并由此管窥艺术家群体的生态以及中国艺术的发展现状。


            作为满清最显赫家族的后裔,郑爽安静而从容,交谈起来也十分平和,不时地报以微笑。她现在有时画一些油画,很少做版画了。“有点刻不动了,我还是喜欢色彩的东西”。


            如果没有做版画,现在的郑爽可能在园艺上有一番造诣。郑爽家里墙壁上,挂着很多小相框,相框里面是压干了的花,根据构图和颜色,不同的花组成一个画面。“我很早就有这个爱好,我原来不想学画画想学园艺。”上世纪五十年代,郑爽偶然学上了版画,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那个艺术创作强调“主题先行”的年代里,这位天性向往自然的艺术家却长期苦于尴尬的被动状态,她钟情的题材都是那些纤细和自在的生命,她的诸多创作也都被看做是“小资小调”。“我希望我的画在生活中也能给人带来这样的愉快,给人带来安慰。它们不是什么大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思想性’和‘教育意义’,但它能给人们以愉快和美感,使人感到亲切温暖。”在阐述自己艺术理念时,郑爽曾这样认为,“如果你的心情不好,看到它们能使你愉快;如果你的房间暗淡,挂上它能使之增加一点生气。我自知做不了大树,我只是路边的小草、野花,给大地带来一点生机,覆盖黄土,装点道路。”从艺几十年,经历过“文革”的风浪,也体会过获得大奖的荣誉,郑爽回忆起这些仍然十分平和。“我选择了版画,可能是我的偏爱,我喜欢它平板的、带有装饰性的美。”郑爽说,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谈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时,她觉得“没有绝对的满意,《后院》那张画比较满意,那张画反映了我的一种审美以及追求,一个简单朴素的后院种着茂密的植物”。


            美院最好的老师给我们上课


            技法课是李桦,教一般的黑白木刻;创作课是古元,教我们水印木刻;黄永玉有一种特别的刻木刻的技法,刻得很细。


            记者:你最后一次见你舅舅溥仪是什么时候?


            郑爽:他一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关着。1959年出狱之后,每周六、周日就会来我家玩。我感觉他像一个大孩子,他对政治不太懂,喜欢开玩笑打闹。我弟弟当时只是中学生,只知道有个大舅很爱和他玩,他俩说话逗来逗去,互相抓痒,玩疯了在床上滚来滚去。有一次好像是国庆节,我妈就说,“大哥,观礼完了还要晚宴呢,你那衣服都这样了。”我舅舅这才想起来,赶紧起来收拾。后来“文革”时期他病了,我当时也已经在广州,没能去看望他。他在家里人面前特别放松,他喜欢孩子但是自己没有孩子。


            记者:对木刻感兴趣是一个怎样的触发点?


            郑爽:我没有想过学美术,最初其实想学的是园艺,你看我家里现在到处都是植物的标本。1953年,北京少年宫组织了少年儿童美术比赛,想发现一些苗子。老师动员我,当时是初中生的我就画了一张自画像,一只手摸着红领巾,题目就叫“妈妈看我的红领巾”,画里的人物对外面人说话。没想到结果在北京市少年之家获了奖,是第一名,还登上了《北京日报》。之后,我就考上了美院附中。


            我很喜欢有色彩的东西,但是家里头经济条件不好。爸爸一个人工作要供养四个孩子上学,画油画不太可能,我就选了版画。版画刻起来呀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它有种制作感,而且它的效果很简练,我很喜欢,所以就一直刻下去了。


            我喜欢套色木刻,所以我的创作都是套色木刻,刻木刻的那种感觉很吸引人,那时候都是用梨木,虽然刻起来很费力,但是磨得很快的刀子在木头上刻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好像在吃很脆的饼干那样,特别舒服。木刻比较费力气,但是年轻嘛,也不在乎那些。


            记者:你当时的成绩怎么样?


            郑爽:我的成绩是中上。创作比较好,素描一开始不是很好,老师就给4分,后来打到5分了。创作课上同学们刻什么的都有,有些喜欢刻人物,也有些喜欢刻风景,但我从小就喜欢小动物,猫啊狗啊什么的都喜欢。我们那时候上课有很多可以自己选择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对自己个性的发展比较好。


            记者:你当时师承李桦、古元、黄永玉,他们当时是怎么给你上课的?


            郑爽:我在中央美院上学是1957年到1962年,后来我又读了一年研究生。当时给我们上课比较多的老师,技法课是李桦,教一般的黑白木刻;创作课是古元,教我们水印木刻;黄永玉教我们刻插图,还刻了一个静物的写生。他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刻木刻的技法,刻得很细,所以我们就学了几种技法。他的课我们上得不多。


            我觉得自己学古元先生的东西比较合适一点,古元先生风格比较抒情,他的东西看着不累。有些人的画“技法”太多了,像我们同学之间说笑的那样,一张画“满脸都是技法”。古元先生更注重你画面的整体效果,我比较喜欢。所以我们挺幸运的,真的是美院最好的老师都在给我们上课。


            记者:当时的教学模式和你后来自己当老师的教学模式有什么不同?


            郑爽:当时我们上课时,走廊里挂着徐悲鸿的作品,都是真迹,现在不可能有了。我后来教书的时候,学生比我们当年人多一点,也没有太多。现在我看有的老师上课,经常一个大班几十个人一起,没有办法单独辅导。我那时上课老师绝对是个别辅导的。我自己开始教课的时候,班上最多十一二个人,就觉得这个班人很多了,少的就五六个人,还是可以像以前那样教,但是后来扩招以后就不行了,人太多了。有的时候真的是教完了都叫不出名字来。其实我觉得艺术还是比较细地来教好,光是上大课是不行的。


            我更喜欢水印套色木刻


            《黄土高原的春天》是我第一幅水印套色木刻,相比较油印木刻,我更喜欢水印套色的做法。


            记者:你大学时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哪些?


            郑爽:大学三年级,李桦先生带我们去三门峡工地写生,工地的场面很震撼,在山上看人就像蚂蚁一样小。我们每天跟着工人一起劳动,劳动一周画一周。李桦先生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在那写生,拿着两个馒头就在工地上画一天。


            有一个星期天,我和一个女同学偷偷地过了黄河跑到一个村子去,想看一看黄土高原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路上我们碰到一个邮递员在那里唱山歌,就跟他上到山上面一看,哇!豁然开朗,整个沟里面都是窑洞,非常好玩,也很漂亮。春天桃花也开了,麦田也已经返青了,一个一个的小窑洞,男青年都是黑衣黑裤头上带着白手巾,女青年都是黑裤子花棉袄,整个气氛跟工地对比特别强烈,一下子我就感动得不得了。


            晚上回到工地的驻地以后我很兴奋,就跟李桦先生说今天看见什么什么东西了,但是李先生不为所动,他性格比较严肃,不太爱开玩笑,他觉得我们来这儿就是画工地表现工人的。我也画了很多工人的写生场面,但回校后,全系教师汇看稿子,我的稿子就是通不过,觉得我表现工人不够好吧。我很苦恼也很着急,别的同学都开始刻板子了。


            记者:后来怎么解决了?


            郑爽:多亏侯一民先生,他是当时央美油画系的年轻老师,以画历史题材、重大题材著名。1958年,我们办工人美术班的时候跟侯先生很熟,有时候跟我们一起淘气,甚至于把油画颜色挤到另一个老师的牙膏里头。


            当时我就去找侯一民先生,侯先生一张张仔细看了我的速写稿,挑了我去小山村画的一张记忆画。我说我去一个大工地回来画一张农村的抒情画好像说不过去,去三门峡就是为了画一点工业题材。侯先生就跟我说:“一个人,一定不要跟自己的特点、爱好背道而驰,你不适合做那种东西硬做肯定做不好,我觉得你对抒情的东西很有感觉,你就应该画这种。”


            于是我就把那个记忆画放大了,第二天顺利通过了,我真的没想到。后来那张画《黄土高原的春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发表那天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他们的编辑去我们学校看到就拿走了。


            有一天我们课间去操场做操,碰见院长吴作人,吴作人先生说:“郑爽你的耳朵哪儿去啦?”我就很奇怪:“我的耳朵在这儿呢。”大家都笑了,他就说,《人民日报》发表了你一张画,但是写成关爽了,没有耳朵了。(笑)当时学生也不多,吴作人当时是正院长,这么一件小事他都关心到了,你想想看现在的院长想认识一个低年级学生的创作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当时美院的教学氛围很亲切。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专注水印套色木刻?


            郑爽:《黄土高原的春天》是我第一幅水印套色木刻,相比较油印木刻,我更喜欢水印套色的做法。水印木刻伴随着印刷术产生,比油印版画还早,最早作为一种印刷术存在下来。在套色木刻里,我喜欢用色块。颜色都是重叠压出来的,四五种颜色,在版画中算是颜色多的了。我用线条不多,用色块多。用线的感觉比较死,不用线可能也是一个“偷懒”的方法。


            我画重大题材也是抒情


            我这人就是改不了,你给我一个重大题材画出来还是抒情,后来我也就算了,我就这样了,没办法。


            记者:毕业后,你为何离开北京到广州美院?当时广州的艺术氛围如何?


            郑爽:“李白出蜀”,离开一个你很熟悉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一定这地方就多么发达或者怎样,但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北京集中了特别多的画家在一起,很熟悉的环境有时候让你没感觉了。我有很多同学在北京,比如在美术学院教书,大师兄二师兄老爷子什么人都在,你一个最小的在那里谁的话都要听的,我觉得在那个环境下我没法有突破。


            到了广东这边环境就完全不一样了。刚来广州就赶上“四清”运动,要跟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此外还要学广东话。当时,工作队员不能穿鞋,我的脚皮全磨掉了,这些事情都经历过以后就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了。(笑)我觉得克服了这些以后就很自由了,在这个过程里头有很多新的感受,挺好的。它不那么直接,但是在视角上观念上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我算是幸运的,关山月跟我们一起下乡搞四清,他还是队长,家都没回,直接到牛棚去了,当时觉得特别不可理解。


            1964年,我们做了一套前进黑非洲组画,当时非洲独立运动兴盛,反对殖民。所以我的画斗争性比较强,是黑白油印木刻。另外之前我也做了一张《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画像,算是离政治比较近的作品。当时有人就说,“离政治近的作品,还是一个妈妈抱着孩子,里面还是有很多抒情的东西”。1974年我画的《南海女民兵》,也有政治味道,有人批评说人物一点警惕性没有,笑得那么开心。

            记者:“文革”的时候是不是画画比较少了?


            郑爽:不敢画也不能画,特别是那种抒情的。当时都画毛主席像,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画毛主席像的,要家庭出身好才能画。“文革”后一直到1973年都没有再做版画,“文革”后期为广交会做了一些宣传画。“文革”后期,我们都去三水干校了,集体住,一个房子里头两层的大通铺,一早起来就去劳动,劳动回来吃饭,吃完饭休息,就跟劳改犯差不多,你的一举一动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1973年,我画了《五指山茶香》,那算是第一幅作品。后来创作了包括《南海女民兵》等作品,都是为了当时的广交会做的宣传画,但当时觉得无论画什么都挺幸福了,太难得了,要知道我是养猪班的,平日我还是要养猪的。


            记者:“文革”之后重新开始画会觉得生疏吗?


            郑爽:会手生,但是心情特别愉快,另外呢,当时还是要注意创作题材,不能太抒情了,但我就是改不了,一画又抒情了,也是挺麻烦的。


            记者:所以“文革”在你的作品里面其实很难找到印记?


            郑爽:对,几乎是没有。我画过一幅海南岛知青下乡的画,但也是一幅风景,橡胶树林里面知青在割橡胶,人物很小,主要就是风景。(笑)我这人就是改不了,你给我一个重大题材画出来还是抒情,后来我也就算了,我就这样了,没办法。


            80年代创作了《黑牡丹白牡丹》


            我的一个宗旨就是我要尊崇我自己的感受,对这个东西特别有感觉我就画了。


            记者: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算不算是你作品一个勃发的时期?


            郑爽:是1984年左右,画《黑牡丹白牡丹》那段时间,这件作品得了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美展。


            其实那也是一个任务,白天鹅宾馆当时刚刚建好,需要一批画。它有一个“扒房”,叫“丝绸之路扒房”,专门的晚餐餐厅,进去的人要着正装,很讲究,是香港的设计师设计的。他们找到美协,美协找到美院,美院就找到我。要的画多,我就带着一帮年轻教师去做,有现在的副院长黄启铭、现在版画系的系主任李全民等几个人。“丝绸之路”起点是洛阳,我们画沿途的风景,直到伊斯坦布尔。我画的是洛阳和伊斯坦布尔。负责的设计师特别喜欢《黑牡丹白牡丹》,后来就挂到了门口。


            《丝绸之路》组画做好之后,刚好第六届全国美展,美协就来看画,学校忙于教学没有组织参展。结果来了就先看了《丝绸之路》组画。白天鹅提供的画框很高级,玻璃无反光,而且衬纸很整齐,所以美协的人一看很惊讶,做得这么好。后来他们才知道是给白天鹅宾馆做的。当时距离展览还有时间,我们又做了一套《华夏之歌》组画,讲中国文明的历史,经历了苦难。我做的第一张《龙的传人》,这两套都参加了第六届美展,得了银奖。


            后来他们说,我的《黑牡丹白牡丹》投票得了金奖,但是金奖给一个花卉作品,是不是不合适?因为当时的人物画是主流,所以我的作品就降成了银奖。后来我想,我换个题目,叫“大国之花”,肯定就没问题了,但是不会那么做(笑)。此后,《黑牡丹白牡丹》作为我的代表作品,参加过美国、香港等很多展览。


            记者:这两幅作品当时给你在知名度等方面是不是带来一个提升?


            郑爽:这是一个提升,另外我1982年的时候做了《绣球花》,在法国“春季沙龙展”得了金奖,其实后来我去了法国以后我才知道,这个“春季沙龙奖”在法国是比较古老的一个奖项。这个奖不是搞前卫艺术的,还是比较古典的东西,所以现在的人不是很看重这个奖,但是在我们国家来讲,是第一个得国际奖的,所以就还是挺重要的。除了奖状还有奖金,奖金他们让我到北京去领。奖金美协要扣一些的,扣掉以后给了我42块5角。(笑),我不知道原来奖金是多少钱,反正到手就是这么多。钱多少倒不在乎,但是有一个奖状就挺高兴的。当时还有一个雕塑获奖了,是北京的一个女雕塑家的,但是她的雕塑回来就一个空盒子,丢了,也不知道在哪一个环节丢的。后来我去了法国才知道法国的机场非常乱,有盗窃团伙和机场的工作人员勾结起来。


            记者:第一次去国外办展览你还记得吗?


            郑爽:应该是八十年代初期,其实当时那个展场不大,就是巴黎国际艺术城的一个小展览。我也挺意外的,因为巴黎国际艺术城主持的是一个老太太,搞完展览以后她就约见了我,她说我真的没想到版画可以做得这么好看。在国外展览反应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水印木刻在一些国家没有,特别是在欧洲没有。我去日本展出的时候,日本有水印木刻,反应还是比较好的。有一个老头非要收藏我的画不可,我说不行,因为我这个画从日本回来以后马上要到澳大利亚去展出,不能卖。但是那个老头说“无论如何我都要买,你回去再印嘛!”后来没办法,我想了一下,那个版画印起来也不是很困难,就同意了,他拿了两张走,都是风景画,一幅是《古老的水井》,还有一幅是《大树》。当时我不知道日本的价格应该是多少,就在中国的价格上稍微提高了一点。他就说:“好便宜啊!”早知道我应该再要贵一点儿(笑)。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也没有可以商量的人,所以算了。


            记者:相比30年代的版画,你的作品时代性好像并不很强?


            郑爽:是。反正我的一个宗旨就是我要尊崇我自己的感受,对这个东西特别有感觉我就画了。人物画我就做得很少,都是些风景、静物。我觉得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我以前做的题材比较重大的那些,《丝绸之路》、《华夏之歌》也是当时比较有感觉才画的,现在都画一些比较抒情的东西。


            最近真的有点刻不动,虽然我们现在不是刻梨木,梨木的话更加刻不动。你看着这个手指,(中指指节)这里突出一块,就是拿刀的时候老是用这个地方顶着,所以这里增生,而且手指直不起来了。一开始会疼,现在没有再增生就不怎么疼了。


            版画还是要做出特别的效果


            掌握了版画的技法之后,不能别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那就没意思了,还是要想些办法,做出特别的效果出来。


            记者:你版画里的人物不多?


            郑爽:我作品里人像作品不多,我做东西没有特别的规矩,猫和花比较多。1992年的《林则徐像》、1994年的《南越武王赵佗像》这都是历史人物,用拓印,这两张历史人物比较大,跟我之前作品的区别也比较大。美协出了很多题目,我就选了这两个。历史人物跟我之前作品不同,比较严肃。


            记者:1999年的作品《后院》也很有代表性,之前的版画很少表现空间感。


            郑爽:我做水印木刻跟别人做的不一样在于,在印上面花了功夫。像《后院》这样的并不多,有一个空间感,远处浅色,慢慢叠加颜色,渐变到近处深色,有一种潮湿的空气感觉。颜色是刷在板子上,这样一张我要印好几天。一开始都印成浅色,一层层加颜色,就有光线透视的感觉。在我的作品里,表现这种空间感觉的不是很多。至于这幅作品里的环境没有具体的原型,我家里只有一个阳台,种了很多植物,就是我心目中的“后院”。


            记者:现在版画系的种类更加丰富,央美版画系的毕业展作品也很丰富,你对年轻的版画作品还保持关注吗?


            郑爽:央美的版画系有很多新的手法,甚至于不是印出来的。油画也是,再往下发展,会有新的材料出来。我觉得掌握了版画的技法之后,要发展它,不能别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那就没意思了,还是要想些办法,做出特别的效果出来。


            记者:你也做过一些图书的插画和藏书票?包括徐冰、方力钧这样的版画系出身的艺术家,现在并不只限于版画创作,你怎么看?


            郑爽:版画有独幅版画,也有用做图书插画和藏书票的。图书插画我就做过《布封文钞》的两张小松鼠的插画,那是1958年的版本了。藏书票我也就做过五幅,都是自己私藏。藏书票的五幅是用木口木刻的方法来创作的,木口木刻的用刀也和普通版画不同。


            其实挺无奈的。有一些画种在历史的长河中,从开始到兴旺到最后消失,版画会不会走到这一步很难说。比如说,以前有一种名为“珂罗版”,在国外是一种印刷术,在玻璃上镀一层膜,这个膜是可以感光的,照相制版,在上面进行创作。故宫博物院以前有一个工作室,当时我在读大学时还去参观过,现在也没有了。技术在进步,有更简单的办法。


            记者:但艺术的通感还是要有的。


            郑爽:现在有些艺术作品不是美的,而是以丑为美,或者说以丑为特色吧,但这样的东西我很难接受。有一次在伦敦泰特美术馆,有一张很大的画,画的是一堆鸡毛,鸡毛中间有一个肛门,我看到两个西装革履的学者模样的人在那里很严肃地讨论那张画,觉得非常可笑。但话说回来,他们有古代的作品,他们也有印象派的作品。世界美术史就是这么往前走,印象派当时出来的时候也遭到嘲讽。艺术以后再往下怎么走,我真的不知道。


            记者:回顾这么多年,现在版画发展状态是怎样?你的作品市值大概在多少?


            郑爽:现在的发展还是正常的,可能我觉得英国美术馆那些不正常。年轻人有热情在做,反正我是跟不上了,我只做我的水印木刻就是了,可能对其他的兴趣不大了。水印木刻印出来的肌理真的很好看,每个人只能对自己这个时代的作品负责吧。


            版画市场没有办法和油画、国画相比。因为版画是复数艺术,不是唯一一张,虽然是编了号,但很多人还是觉得独一无二才是好的。其实版画是限量的,当然有人会无限地去印,这就没办法了,人里面还有小偷呢。这毕竟是少数。


            改革开放之后,版画的市场效益不好,我自己做的不多,但是在我们这一代版画家里面,我的画算是多的了,而且我的版画效益也还可以。我嫌麻烦,都是托画廊来代理,画廊的代理人给我的版画设定的金额都在一万左右,价格最高的是《黑牡丹白牡丹》那张,现在只有第二版的了,另外还有《后院》那张,80×75cm,也算是比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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