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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跑着,那是我

          母亲说我属马,又是娘娘诞那天出世,必是“阿妈”带来的,凭这缘份,怎么不有个好命水!所以年年“娘娘诞”,总是分外地欣欣然,面上光彩几分。又加之天天来门口叫卖通菜的老婆婆,见我就说这孩子将来有官做,更惹得母亲喜逐颜开,一直唠叨这祥瑞的祝愿。其实,娘娘那层关系是母亲一厢情愿,至今还未有落实。而卖菜婆婆的好话,本只为菜好卖。但,母亲竟一直都当真。想来,我的家一直三代都是单传,曾祖父只生祖父一男丁,清末最后一科中了个秀才,小城里也算个事,就进了金山书院谋个职,这之前,他年年在乡下设馆授童子课。只可惜壮年之际被瘟疫夺去生命。只留下父亲和二个姑姑。父亲幼孤失父,又碰上黄绿医生,把扭坏的足踝治跛了。跛了就只能学不行路不站立的行业。父亲就拜师学画花鸟,并终于成了潮汕第一代抽纱设计师。母亲十六岁嫁到林家,一连生下四个女儿,到了三十岁,才生下我这个属马的,那份如愿,那份高兴,自不必说。



            我一直生活在祖母、妈妈、姑姑、姨姨、姐姐等女性的呵护之下,童年总泛着女性的柔光。祖母在祖父的影响下,竟能看读,只是不写;她有灵巧的手,能作各种潮汕妇女的手艺。她那针线碎布竹篮,是我小时心爱的聚宝盆。几个小小的泥人戏剧头,找段麻杆作身腰,再从那竹篮找出各式碎布,贴来剪去,加上鸡毛、香烟锡纸等废物,一个个武生、花旦、忠臣、白鼻丑就相继出现,玩起来就总有些时日。逢年过节,祭品供果,都要有剪纸美化。祖母就会叫我到身边边剪边教我,花鸟之类,很快就上手。中秋节到,柚子要套上花纸,花生堆要叠上花纸,这种种,除了祖母的物迹,就有我的学绩。偶尔有了几个废马粪纸盒,就会拆开铺开,用笔略描一下,剪成纸影人儿,手脚另剪,再用线打结卯上。夜晚在倒放的椅腿间贴上一张白竹纸,端来油灯,我和祖母演纸景戏。口中自不免要咿咿呀呀又叫又说一番。而姐姐们,当然是观众,她们很会叫好和助阵。如今想来,她们当时怕是更爱看我得意的样子多于看我的纸影,那叫好,本就出自爱心——不扫我的兴。元宵时节,祖母定会找来一扎细竹蔑,用纸捻丁细心扎起来,裱上白纸,由我找父亲的颜色涂画一番,几下子,就会有鲤鱼灯,石榴灯,红桃灯出来。耐心等到天黑,点上蜡烛那时刻真迷人,那份心醉至今还新鲜着:九九重阳,秋风初起与韩江的水退涸下来,露出了大片片溪沙坝。这是放风筝的季节。祖母又会操起锥剪竹蔑,扎糊出鱆鱼或八卦筝来,与精致的制作一比,虽是最简单的一种,而我的本领也只能放得飞这样子的风筝呵!



            当今难忘的还是跟祖母到寺庙进香礼佛的那些情景。我七八岁,祖母,她老,已六十开外,缠的小脚,走路小碎步,提不动香篮。这差事,就落到我头上。又何况,她之入寺进庙,所祈所祝,本就冲着父亲和我而来的。我每每提着盛着供品的香篮,佇立在她旁边。看她跪祈时,反复听到的总是她祝父亲发财及我平安长大的喁语,而最开心的是她要念念经文还还愿,让我走开去玩玩的那时刻。我就可以绕着释迦牟尼佛的全身来看看个究竟,佛低垂的眼帘总望着我,走到哪也盯着,慈祥里带有威慑。周围的罗汉,倒是奇趣横生,那时总不解为什么一个个罗汉要那么愁眉瞪眼,蹬腿拧手,合掌弹指,只觉得他们反而不紧望着我,而是我紧盯他们来遐想。檀香在散发着神秘的气息,念经的声浪轻一阵沉一阵,与气息相合。匆匆的人流,匆匆的气色。人们的脸在这种场合,总是真诚地坦露着,毕竟他们在向神佛说知心话呐!童年之际,能有这种场合确构成了我今后的艺术积累。我家隔壁就是天主教堂,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老姑娘,穿着白衣,把一群小孩招进旁边的小厅,排排坐下来,发几块饼干或几颗糖果,听着故事。至今已全忘了是什么故事,当时怕也不知是什么故事,因为我一心只奔那故事讲完才能发放的小画片,印得美极了,有很多有对小翼的小人儿飞在天空,还有穿长袍的胡子者,神情静穆,云呀雾呀,真真实实。每每得到画片后,我就用我那份饼果与人对换,以求多得几种款式不同的画片,小哥们大都慷慨大方得很。这教堂的美妙处还有那唱诗的风琴声,歌起处,怎么那么柔顺恬适?绝无寺庙的沉森。那宽大的有着蓝彩玻璃的窗户放出清新的气息。牧师的浑厚虔诚声调不论说什么,都显得美好顺耳。再加上看起来很有说服力的手势,简直不能不信服。寺庙给我神秘的压力,教堂给我愉悦的欢跃。和尚念经专注,牧师讲道热情,逛寺庙觉得做人很辛苦很沉重,坐教堂觉得做人很轻松很有活力。



            寺庙教堂之外,要说说潮州的城墙。那是我心爱的去处。反正不知哪个朝代留下来的,实实在在就是戏中画中那模型。潮州东畔是韩江弯绕着,这城墙,高高的城墙,其实也就是堤!韩水春涨,水漫过湘子桥面,城门就要关闭,船桅过,在城中望去,竟如天边行云。而在城墙上有只生铁铸成的水牛,静穆地守在那里,牛身被摸得闪亮,牛眼睁得大大。



            入得城来,有个开元寺,寺中有二大金刚四大天王,释迦大殿,观音阁,六祖堂,藏经楼等等,而最吸引我的是石刻的华表,石雕的通栏,尽是飞天的人儿:不是教堂的小孩儿,却是低垂眼皮的好姑娘。寺中沉沉的檀红色与白白的麻石色全浸在供香的檀味中,钟罄大鼓木鱼的音调包孕了这一切。出了寺门,是一溜的纸扎铺,人间一切的人物用品飞禽走兽,全可在这儿的师傅们的手中扎出来。大红大绿的调子引得我眼花缭乱,一站下来观看便可以大半天,粗浅的扎式还可来两下子呢。绕过开元街,入义安路,就是铜匠的天下。叮叮当当,整日敲个不停,而金闪闪的铜锣及器皿就一一上架。须知潮州大锣鼓靠的就是这铜锣,二排一溜几十面敲起来,着实让人血气升腾!那锣音如今还时时浮在心头。与义安路交叉的后巷,则是顾绣抽纱的铺位,用绒线绣在锦缎上面,再加上箔垫,绣出浮凸的效果。其中还有几间木偶戏服店,则是迷去我最多时间的地方。浮洋的泥人头在这儿一一配上了华丽的装束,与戏台的上样。我外婆家的宗祠,就在附近的铁巷当中,就是满是石雕、木雕、陶塑的名建筑“黄公祠”。今天已变成了古城保护办公室。



            潮州古城的风情唤起着我童年的艺术饥渴。精巧明丽,秀美鲜艳本就在我的血中突突奔流。从来,我绝不敢评说别人的家乡不美,但我敢说,我的家乡是美极了,美得我直至如今还沉醉着,美得我直至如今还怀念着。人人都说我们是龙的传人,于是都去寻找龙根,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黄河长城!而我,却怎么也拔不开脚根。十五年潮州生活,三十年珠江生涯,我的两脚陷在南国的水乡了。灵魂儿就泛着南国的气息。想改魂换魄,不只不可能,更是不情愿。也许壮士豪客已不来叫我“同去!同去!”但即使来叫,也是叫不动的。毕竟无可救药。我爱我的南国境,我有我的南国魂。

           1958年到1966年,我就学于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和学院中国画系。三年附中,学了素描和水彩。全是苏式的契斯恰可夫体系,水彩也是苏式学院派。这段严格的写实锻炼一直给我带来自信,使我充满着毅力和果敢,走着以后的历程。而在那时,是学得很虔诚的,虔诚得带宗教意味。耳濡目染中,以为我所崇奉的是世上唯一高层次的艺术信条,巡回画派的形貌成为我追求的一片彩云。尽管不大知道底蕴,但也跟着大流爱列宾和苏里柯夫。而自个儿对克里玛申的水彩,费迅的素描却更为热衷。列维坦的风景和赛罗夫的人物心爱得不得了。星期天,学校只有早晚两餐,漫长的一天要用青春的朝气来忘记饮食的需要。但一清早,五时多就爬起床,跑到天台去画晨色,光芒虽则慢慢笼罩大地,却还是蛮冷的!吃过早餐就夹个本子,挂包中有调色盒,手中拎个旧铁皮罐跑到校外的田野中去。日影从这边过到那边,色彩从蓝紫转到白亮再沉入橙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夹子中多了三两张小水彩。那心情,却仿佛夹着宝贝。回来挂到床头上,可以望上好多天的。下了晚自习,夜来躺下之前,大家传阅的是“初升的太阳”——一个早逝早熟的苏联美术少年的真实故事。



            入了学院中国画系,心中欣欣然,觉得这个系有个中国的名字在前头,怪有意思的。于是也勾起白描,临摹宋画,学敦煌,学撞水撞粉,学浓淡干湿,学疏密聚散,学抑扬顿挫都很带劲。古典艺术一切直觉的美完全征服我面前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完美,我有什么必要思考呢?熟习它,学会它,拥有它的这种欲望在无限的膨胀!我完全沉进一种愉悦的吸收,简直就是享受。要学的是那么好,是那么多,真紧张。但紧张得甜美。星期天不外出了,也不拎个罐子满地跑了。坐着,在教室坐着,临着一叠叠的画,读着一本本书。为了描一个鼻子,可以废去十多张纸,为了咬通一个字,必须翻查儿本书。工具性能的掌握就须花去不少时间。毛笔、宣纸、水墨就象俏丽调皮的女孩,既可爱,又可畏,爱那美感,畏那脾性。学院严实的教学就像胀满的气球,要细心地捧着,一不小心碰上锐物就会破裂。而唯一可以解闷的是,我到乐队中去拉二胡,每星期三两次文体课,就在乐队中过过瘾,这瘾一直从附中到大学过足十年,到离开学院为止。



              学院学习给我一个写生与默写的扎实锻炼,炼就了当今的功夫。每周正课二十多节的写生练习自不必说,而每周要交十五张速写默写的课外作业更不轻松。四周一次的创作构图作业更具挑战性。实际上这课外作业又更可以发挥自家的才智,往往投入了更大的精力。看一部电影,紧紧地想着如何默下那场景那人物;下乡劳动,一心在记着周围的男女。刷刷地画,紧紧地默,也就练就今天的白纸对青天的习惯。看到才画与想到就画的训练本就很有差别又很有联系。那时节,我有机会就看着实物画,但倘若无机会就随想随信手画来。我从很早起,就从工匠师傅那儿秉承了勤快的手脚——不精熟,怎叫艺?一直到今天,我们把制作的精熟当作标尺之一。我绝不相信热情和祝愿就可造就艺术。芭蕾的足尖和汗水才换来“轻盈”二字。绘事倘不精习扎实技能,那来醇醉!



            学习生涯中,每学年总有二三个月的下乡下厂实习机会。事实上下乡更多。这真是难得的好时光!离开学校的围墙,闯荡到有着活生生的人的地方,那份新鲜劲,万分诱人的。又何况,即刻就有了多少可画的东西,自然,免不了三分之一时间参加劳动,亦好,力气本就有,更何况不去劳动,怎能结识别人呢?不结识又怎么会让你画呢?这么一来,近十年磨炼下来,倒是养成了很喜欢和实实在在的百姓相厮混的习气,甚且画起画来,就要想起他们来。生活、生活!本就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正在人间。活了半辈子,我始终离不开活生的人群,从不作离开人们的梦想,更不发离开人们的梦呓。



            五年学院课程,由于全国文科学业停课下乡这专制和武断的决定,只学得三年,后两年全在沸沸扬扬的政治风雨中过去了。这人类史上罕有的事情被我们轮上了。我们成了最老的在校学生,在疯狂的岁月里,我倒是重新再学解剖知识、一本格里曼兄弟的著作临到能背默出来。又热衷于搞黑白画,把油画、雕塑画册都拿来作黑白的实验,厚厚四大册近千张的业绩很令我自慰。无聊时节,就读些被禁绝的书。疯狂久了,人也麻木,麻木到茫茫然。在这茫茫然中,我的手总不敢怠慢下来,总寻些可以试磨手艺的好去处。麻木地画,总比麻木到不画好——那时节只能这样。



            1968年踏上了社会工作。反正只要能画画,就算有点意思了。南海边沿的斗门县文化馆是我离校后的第一个栖身之处。厨房隔壁的一间小房子里,四张木床中有一张是我的卷睡之地。作为一个文化馆的小干部,我什么都做,抄写、油印、收发、画报头、出墙报、剪花边、制布景、挂横额、扎纸花、导演话剧、二胡伴奏等。实践使我成了百家子弟,也即是万金油。斗门县城井岸镇小得很,人口不到二千。三年前不外乎是个只有几个生产队的山下河边平坦去处,决定建县不久,即有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做做停停,零零落落的建筑物之间还未形成马路街道。事实上,整个县城的二千人口全是外来干部,只是极少数的老人小孩算是居民。夜来,全无去处。早晨,全城静悄悄,谁只要在阳台上大喊一声,全城就都听见。尽管同事都是好人,但惶惑得很。不过,这所谓县城原本就是珠江口外的沙田区,稻蔗不待言,鱼蟹是特产,基围竹层,茅棚小艇,墨衫黑裤,上紧下宽,眉毛被绞成细弯弯一丝,头发刻意梳得光亮,刘海直刷刷、耳环两圈圈,赤脚走来,噗哧有声。不用下乡了,本就在乡下嘛:就算下乡,反比县城热闹些,父老们很淳厚,尤其知道我会画画,更加热乎。



            1970年春节。我结了婚。妻子本就是在一起同窗八年的同学。一经相爱倒少去了客套,省了互相探询的时间。1971年女儿林蓝来到世上,头光光的,肤色黑黑,眼大得很,很有光泽。原先就没想到那么具体,一经出世具体化,倒很有想头。此后,女儿一路长着,我一路提前想着她的样子,真是幸福——作父亲的幸福。妻子总担心女儿的一切现状,我却总预祝女儿的未来。只可惜,妻子和我不在一块,妻子在阳江县漆器厂工作。到了女儿三岁时,妻子父女算聚到一块儿。这一段辛酸忙碌的时光中,我一直在画着巨幅的中国人物画。只要下来一个题材,我就千方百计地画好它,几十平方米的巨构,六七十个物反都成了我画好它的动力。纪念馆、展览厅、故址等所在,有了我不少制作。朋友、同行十分嘉许我的业绩。我也沾沾得意。



            这时节,我日想夜想的是创新,创新!创新这个名词对于未知人味画味的,更具诱惑力和煽动性。仿佛活着就为创新而来似的。我设想我的国画人物创作要与油画放在一起而不逊色。为此,我无师自通地用木板撑底,裱上大纸,框上厚重的大框框!为了与油画的满彩对抗,我也涂满底色。人物无份量,我就皴素描,要黑有多黑,要具体有多具体。高光闪辉,色调平刷。厚涂起来,比油画还狠。不解恨时,干脆更用刮刀刮上一簇油画颜色,墨彩嵌在其中,也不是不好看的。大致是由于来看的本就不太知国画是怎么回事,也就很赞美。我尝到创造的乐处,真妙不可言。这种美好状态,一直保持到我为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创作历史画《八路秧歌进村来》,是个高涨期。这幅五米长的人物画画了一年,刻画了六十多人物。我用上了彩色铅笔,炭粉等物品。为了效果,不择手段。这创新劲头直至1981年创作《记住!》历史组画时还未收转,二米见方的大头像推到了特写的局限,沙面惨案历史事件中的姑娘临死时的眼神使我倾入了全部的激情。“文革”过去了。随着历史的翻转,我终于看到我殚精竭虑所作所依据的,原来这么地脆弱。闭目想起来,才有了忧虑!忧虑之下,读了点书,听人说一说,终于感到除了新旧外,艺术的天地本就挺大——比如真与假、高与低、精与粗、雅与俗,就都可以干一辈子的!一想通了,就拨转思路来做。



            1978年末到1979年初,我作为中国美术家友好代表团成员之一,跟随亚明到巴基斯坦访问。在巴十来天,我被奇异的风物迷得神魂颠倒,大画特画,回来后整理出二十多幅国画和一百多幅速写。被岭南出版社看中,出版了《巴基斯坦写生》,又在广州文化公园举办访巴展览。没想到这一本《巴基斯坦写生》画辑,被巴驻中国大使馆看到,他们惊异于有这么一批反映巴基斯坦的东西,购了一批寄回国内。反应的热烈完全出乎意料,巴国防部长写信给我,说他看了我的画辑,才真切感到自己国家原来这么美!巴驻中国大使来到广州家中找我,代表巴国新闻文化部和巴航,邀我第二次访巴,并建议第一、二次访巴作品收集起来由巴出资印成画集。我欣然同意,与妻子在1981年二次访巴。一部汽车,从北到南,边走边画,二十几天的历程带回来几十张画稿。经过二个月的整理,合起来以前画的,一部一百五十幅的画集终于问世。画集在1982年底为齐亚·哈克总统见到后,又邀请我再次访巴,这样,1983年又重访故地,到了阿富汗难民营与克什米尔。回来画了四十幅画,计划出版访巴第二集。1983年7月,齐亚·哈克总统代表国家授予我和妻子各一枚“卓越勋章”,表彰我们为中巴友谊所作的贡献。1984年4月在北京巴驻中国大使馆大厅中授勋。并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访问巴基斯坦画展”。这段巴基斯坦创作经历使我感到真诚的可贵,并且使我找到人道主义的支点。自然,这种因画画得勋的殊荣,也激动了我一阵子。



            1982年以来,我安排了不少时间来重新读书,读点野史,读点笔记,读点哲学,读点宗教,时时作些笔记。凑合了自1980年以来的文章,也就合成了十五万字的《南蛮语画》,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自1984年起,我陆陆续续为南方几家报刊杂志写杂文、散文,羊城晚报海外版及晚报版有了我的专栏,一直写来,就又有了十五万字的《林墉奇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并于是赢来的个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的会员证。



            近十年来,我访问过巴基斯坦、泰国、新加坡、日本、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走不出亚洲这个圈。原因是我总想看看东方文化是怎么回事。我对于西餐及洋式适应不了,尤其怕穿西装,仿佛被勒住似的。倘能够到印度、埃及、印尼、夏威夷走一趟,我就愿遂矣。



            这几年来,画了一些中国画人体画。只想到这是少人问津的所在,倒不是想在此范畴逞能。时至今日,总有人持“国情”说来规约事物,今人做的总要先人做过的才行。这么看来,用中国画形式使用人体艺术语言,就显得是是非非了。姑无论如何,事总是要做起来,才显出做的诸种利弊的。这样想,几年来就相对集中了一些时间来思考来实践这中国画人体画。我很想留点“国情”,就算我画不好,而将来画好的才有个凭藉——先前有人画过呀!再者,画倘有内容,其实就是人性。人性,担负着历史给它的荣辱恩怨,一直就这么过来。人类之所以这么硬撑着活过来,并将活下去,无非就是还持着人性这玩意罢了。至于艺术,实际就是人性的具体化形象化而已。而表现人性,人体艺术语言应该有其直接与贴切的优势。不过,这些都也只是想而已,是须看画才算的。



            这几年来,画了一些小品。我想的是小品中,小虽小,能不能是大的淡化?少虽少,能不能是浓的集炼?巧虽巧,能不能是智的凝聚?快虽快,能不能是重的沉缩?小品倘无一点警意,只是甜美的点心,似乎可惜了。这些都也只是想而已,是须看画才算的。



            悠忽就将活了五十个年头。上街买菜,人家呼你“阿伯”了。与年轻人一起,总感到他们虎虎的,大致他们看我,尤如三十年前我看五十岁的人那般地以为老。而在真正的老人面前,我们又何尝长过!不是总有着先前的缺点和遗憾么!同辈混在一起,打打闹闹,浑噩一番,更是着实地没长大过。不过,只能是不过,确确实实是老的看你未长,小的看你已老。这一夹,就难做人。既然难,更要小心做。时间不那么多,回头路不能老走,是要数着日历来做事情了。



            既然属马,就得跑着,不跑就失去马形,失去马性。好在我喜欢跑,是自觉地跑,不用人来鞭的。更由于性急,做事总是风风火火,蹄子就踏得更急切。又因为是马,马背自不能老空着,所以时时总要有些重负来压一压,又何况伯乐们有空还要来相一相呢?这么一来,不日行千里,哪能有出头之日?好在俗语说,老马识途,我是很快就成老马了,自会识途的,这也确是很可慰的事情。



            跑着的那马,是我。



            就算不是马,也应该永远跑着。



            1989年元宵记于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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